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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:共產黨人最高人生境界

來源:   發布時間:2019-05-15 17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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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22,習近平總書記在羅馬會見意大利眾議長菲科時談到,我愿意做到一個“無我”的狀態,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。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,八個字底蘊深厚、意涵豐厚,值得深究。

 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野下“我”與“無我”

  王國維在《人間詞話》中提出“有我之境”和“無我之境”兩種境界:“有我之境,以我觀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;無我之境,以物觀物,故不知何者為我,何者為物。”“有我”與“無我”,可以用來品評詩詞境界,也可以作為衡量做人境界的標準。

  在佛家看來,“無我”是指世界一切事物都沒有獨立的實在自體,都是因緣和合而生。道家經典也有類似對“無我”的論述。《老子》有云:“圣人常無心,以百姓心為心。”另外,《莊子·逍遙游》有“至人無己,神人無功,圣人無名”的說法,與“無我”近似。至人、神人、圣人,三者名異實同,都是指破除自我執念、摒棄功名束縛,追求絕對自由、物我相忘的境界。

  事實上,先秦儒家也有關于“無我”的論述。《論語·子罕》中記載:“子絕四: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”朱熹認為,這里的“毋”有誤,應當依據《史記》中的記載作“無”,因為“圣人絕此四者,何用禁止”。這樣看來,“毋我”即是“無我”。《論語》中這句話的意思是,孔子能夠杜絕四事:憑空臆測、武斷絕對、固執拘泥、自以為是。朱熹在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中引用了張載的觀點“四者有一焉,則與天地不相似”,因為圣人“與天地合其德,與日月合其明,與四時合其序,與鬼神合其吉兇”。法則天地,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人,這是儒家修身的目的。天地最大的德行則是“無私”,正如《禮記·孔子閑居》所云:“天無私覆,地無私載,日月無私照”“士而懷居,不足以為士矣”,不能只想著自己的一己私利,在修為上要“大其心”“志于道”。詩圣杜甫的“安得廣廈千萬間,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,風雨不動安如山。嗚呼!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,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”,范仲淹的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“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,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”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,體現的就是典型的儒家“無我”思想。范仲淹作為宋學開山、士林領袖,他開風氣之先,文章論議,必本儒宗仁義;并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,一生孜孜于傳道授業,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;乃至晚年“田園未立”,居無定所,臨終《遺表》一言不及私事,以實際行動彰顯了“無我”的人格境界。

  朱熹在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中引用過先賢的一個觀點:“士之品大概有三:志于道德者,功名不足以累其心;志于功名者,富貴不足以累其心;志于富貴而已者,則亦無所不至矣。”他將讀書人的境界分為三個層次,志于富貴、志于功名和志于道德。宋儒程明道有云:“君子之學,莫若廓然而大公,物來而順應。”以“廓然大公”“物來順應”八個字概括最高明的君子之學。

  “我”與“無我”是何關系?曾國藩對“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達而達人”中“立”“達”二字的理解是:“立者,發奮自強,站得住也;達者,辦事圓融,行得通也。”類似的,“有我”則立,立志、立得住;“無我”則達,通達、行得通。“有我”好比是圓心,“無我”好比是半徑,畫出來的圓有多大,就看我們立的志向是否堅定、圓心是否牢靠,就看我們的境界格局有多大、能夠把握的舞臺有多大。

  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視野下“我”與“無我”

  “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,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。”改變世界包括改變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兩個部分。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,以改造主觀世界的成果推動客觀世界的改造,協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,這是共產黨人肩負的偉大使命。

  1835年,17歲的馬克思寫了《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》一文,表達了為人類服務的崇高理想:“在選擇職業時,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。不應認為,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,互相沖突的,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;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: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、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,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。”“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;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。”立志“為人類福利而勞動”,將人類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二者有機結合起來,這是青年馬克思版本的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。

  19517月,毛澤東在與湖南第一師范的老同學談話時,說到1912年在湖南圖書館自學的經歷,坦言當時最大的收獲是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,震撼之余不禁感嘆廣大人民的痛苦生活,產生了通過革命來改變社會的使命感,從而“下定這樣的決心: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,將革命事業奮斗到底”。正因為共產黨人不論遇著何事,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,因此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,這就是其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。

  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,是大公無私、樂于奉獻,更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“心中有民、一切為民”。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完全融入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、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之中,把滿腔激情完全投入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中去,“我”已化在滾滾時代大潮之中。“待到山花爛漫時,她在叢中笑。”這既是“有我”的姿態,也是“無我”的境界。

  擔當有為是積極改造客觀世界,寧靜淡泊是積極改造主觀世界。前者要求我們效法乾道,自強不息;后者要求我們效法坤道,厚德載物。“我”與“無我”的辯證統一,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可謂一以貫之,它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,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。

  中國共產黨人精神族譜的新時代表達

 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,止于至善,是中華民族始終不變的人格追求。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境界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歷史擔當,二者都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,缺一不可。“功成必定有我”則敢于擔當,“功成不必在我”則不計名利,二者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之中,統一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實踐之中。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,短短八個字,言簡意賅地道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世界的辯證法,提綱挈領地詮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,鮮明體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。

 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:“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,不但要有強大的真理力量,而且要有強大的人格力量。”“共產黨人擁有人格力量,才能無愧于自己的稱號,才能贏得人民贊譽。”真理力量與人格力量有機統一,真理靠人格力量增其光輝,人格靠真理力量把其航向。如果用杠桿原理來類比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話,前者如重力,后者如力臂。理論和實踐都表明,杠桿的力臂越長,撬動真理的力量也就越大,正所謂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。恩格斯也曾經說過,槍自己是不會動的,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。“有我”之擔當、“無我”之境界,可謂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人格力量的兩大支點。

  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,出發點在“人民”,落腳點也在“人民”,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人格的鮮明價值指向。“思想境界提高了,道德修養加強了,對個人的名譽、地位、利益等問題就會想得透、看得淡,知所趨、知所避、知所守,不為名所累、不為利所困、不為情所惑,就能自覺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來為國家和人民勤奮工作,而不去斤斤計較個人得失,不去利用手中的權力牟取私利。”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,可謂是對“我將無我,不負人民”的生動解釋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:“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,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。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,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。”中國共產黨的興起,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搞新民主主義進而搞社會主義,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,為中華民族謀復興。

 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:“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、私二字。”“作為黨的干部,就是要講大公無私、公私分明、先公后私、公而忘私,只有一心為公、事事出于公心,才能坦蕩做人、謹慎用權,才能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。”“大公無私、公私分明、先公后私、公而忘私”。“公私分明”就是要不踩紅線、不越底線,這是第一重境界;“先公后私”就是要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,這是第二重境界;“公而忘私”就是毫不利己、專門利人,這是第三重境界;“大公無私”就是要鞠躬盡瘁、死而后已,這是最高境界。這四重境界,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提升人生境界指明了方向,也為達到“無我”的精神狀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線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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